另一方面，地方具有信息优势，能够更精准地补强有关制度、措施。
这项规定中其实存在一定的悖论，即赋予新区先行先试权的目的是为了在其特定优势基础上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但由此形成的经验是以该新区具备特定优势为前提，很难被其他新区所复制。而国务院部委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则低于行政法规。
可见，先行先试总结经验的复制和推广主动权在地方，一方面是否复制推广需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另一方面即使复制推广也是从实际出发。还有学者认为，对于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可以经过法定程序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解决，绝不能允许法外解决{3}。第五，创新配置方式，建立资源要素集聚新机制。不同于概括性的授权+备案模式，新区先行先试权运行采取的是具体授权+法律调整+复制推广模式，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权的行使应围绕中央确定的重点任务目标。[2]具有相应的证照是企业进入市场的资格要求。
在坚持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地方在改革创新过程中可以对法律法规予以变通适用。所以，目前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经验以一般的操作性和程序性内容为主，比如浦东新区的证照分离改革形成的是一般经验，与浦东新区的特定区位优势关联不大，容易被其他新区所复制。[80]例如，在林大刚诉椒江区公安分局行政处罚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在现场口头传唤原告时未出示证件，属程序瑕疵，但不影响原告的实质权利，应予以指正并判决驳回原告诉求。
它们依次对应于下列程序义务：回避、说明理由、赋予陈述意见之机会或举行听证、合理送达。[82]再如，在丁兴双诉灌云县公安局行政处罚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对原告的两次询问笔录均只有一位民警签字，这不符合法定程序，属程序瑕疵，应予以指正并判决驳回原告诉求。参见[日]南博方：《行政法》，杨建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35]总之，当面对以上两种行政程序瑕疵时，法院无需借助《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4条第1款用以判断行政行为无效的重大且明显违法之相对标准，而可直接断定行政行为是无效的。
例如，回避、说明理由、赋予陈述意见之机会、举行听证等程序义务与实体结论的公正性息息相关，因而会影响原告的实体权利。这里的法官实则已不限于其原本意涵，而是包含了一般法院之外的其他机构的决定者。
法院的理由是，被告曾与该公司订立合同，约定若不向该公司授予本案之行政许可，则需承担赔偿义务。此外，有观点进一步阐明了第45、46条两类行政程序瑕疵的彼此独立性：对实体决定不具影响力之瑕疵系获得比可事后补正之瑕疵更为宽松的待遇，宽松到简直可定义成不具法律评价意义的瑕疵或不视为瑕疵的瑕疵的地步。第一，必须是自行作出补正。最后，对补正效果之起算点的不同学说立场虽影响可补正与确认违法之关系，但对可补正的非独立性却能达成共识。
（3）程序轻微违法且影响原告的实体权利。[50] 参见许宗力：《行政处分》，载翁岳生编：《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685页。第二，我国司法实践已大量涌现出对程序瑕疵行政行为既不撤销又不确认违法、仅予以指正并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判例。[31] 参见[英]彼得·莱兰、戈登·安东尼：《英国行政法教科书》，杨伟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7页。
[37]行政机关大可在行政行为作出后、行政诉讼事实审终结前从容完成补正手续，进而免受究责。不难发现，在第45条第1款规定的可补正的行政程序瑕疵中，某些情形已严重背离最起码的程序义务，例如未给予陈述意见的机会。
正因为如此，忽略不计之适用才具有正当性。[12] See De Smith,Woolf and Jowell,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London:Sweet Maxwell Inc.,1995,p.398. [13] 参见张越编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7页。
因而主张对（准）司法决定、行政决定分别适用自然公正原则与公正活动义务。[16] 参见张越编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页。[19]从而也就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无效不同，似乎更接近于可撤销。[70]因此，更多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第115条忽略不计之法律后果应可类推适用于程序瑕疵。[54] 参见陈军志：《论程序瑕疵未补正之后果——以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6条为中心》，载《法学丛刊》2012年第2期。[44] 参见李惠宗：《行政法要义》，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378页。
[81]又如，在提爱思全兴公司诉武汉市人社局等工伤认定案中，法院认为市人社局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认定决定，属程序瑕疵，但不影响该决定的合法性，应予以指正并判决驳回原告诉求。（一）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之法律后果 在英国，究竟什么样的行政程序才算满足自然公正原则？答案并不简单。
德国学者一般认为，第45条的行政程序瑕疵之补正，与第46条行政程序瑕疵对实体内容显然不产生实质影响时可忽略不计（Unbeachtlichkeit）乃相互独立关系。其中，涉及行政程序瑕疵的有两种：书面或电子行政行为未表明作出机关。
[67]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下文简称行政程序法）高度仿效德国。但原告对按时作出行政行为有特殊时效利益的，例如要在特定时间内以行政许可为条件去办理某事务，则逾期授予行政许可也会影响其实体权利。
[77]这些权利主要包括：要求行政机关中立地作出决定、要求行政机关为其所作决定说明理由、对已作出的决定有权申辩、对即将面临的不利处分有权获知。该国有关行政程序的内容主要体现在自然公正和越权无效这两大原则中。[37] 参见陈敏：《行政法总论》，新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423页。[32] 参见[英]A.W.布拉德利、K.D.尤因：《宪法与行政法》（下册），刘刚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14页。
而可撤销则针对一般的违法瑕疵，且在构成绝对程序瑕疵时取代可补正与忽略不计之适用。行政程序法第115条规定：行政处分违反土地管辖之规定者，除……无效者外，有管辖权之机关如就该事件仍应为相同之处分时，原处分无须撤销。
参见何海波：《越权无效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吗？》，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4期。就程序错误的严重性标准而言，不以程序规定本身的目的、内容来辨别其究竟属任意性还是强制性，而单以程序被违反的轻重程度来判断。
需借助其他机关协力作出决定的，事后已获此协力。首先，多元化是指存在无效、可撤销、可补正、忽略不计等可能后果，须视被违反程序的重要性、违反程度、对实体结论有无影响等因素加以综合判断。
[21] 参见王名扬：《英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80] 从Open Law裁判文书网（http://openlaw.cn/judgement/）上以程序瑕疵予以指正判决驳回为关键词，可以检索到大量此类判例。以上本该由行政程序法典从正面予以规范的问题乃《行政诉讼法》无法承受之重。有意义的补正则表明如此处理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实现了双赢，行政效率与权利保护得以兼顾。
无法辨认的具体表现包括：（1）行政行为虽已列明作出主体，但因欠缺签署印信，亦属难以辨认该行政行为究竟是否该主体所为。[33] 参见[英]A.W.布拉德利、K.D.尤因：《宪法与行政法》（下册），刘刚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14页。
（2）利害关系人无法回复至正常的初始程序中其所应有之状态。但笔者认为，行政行为无效是当然无效且无公定力，这意味着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均可主张其无效而拒绝服从（即便拒绝有风险），故不存在对部分人有效的说辞。
[5] 参见杨寅：《中国行政程序法治化——法理学与法文化的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然而将这类决定描述成‘可撤销的是在不仅非常特别而且容易误导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